孟氏从医不久，即收了一批弟子。建国后更以培养杏林学子为己任，把毕生精力投入高等中医教育，为我国高等中医教育作出了重要建树。在５０年代我国高等中医教育初创阶段，孟氏与老一辈中医学家一起，为探索高等中医教育规律、课程设置和教学内容、教学方法等进行了不懈的努力。７０年代以来，又致力于中医硕士、博士研究生教育。孟氏所在的教研室先后举办了九期全国性的温病学师资班或进修班，并接受了一批又一批从全国各地来的进修教师，培养的温病学专门人才近２００名。他培养的学生遍布于全国，有的已晋升为教授、主任医师或副教授、副主任医师等，成为中医教学、科研、临床的带头人或主要骨干，真可谓是桃李满天下。
孟氏在中医教育上的主要成绩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提出习医读书“三要”孟氏认为学习中医必须严谨治学。古人曾说：“为医者，人之生命所系，责莫大焉。”除师授之外，主要靠自己刻苦读书，包括各种古今医书、医学杂志等。孟氏提出读书应做到三点：
一是“苦读”。尝言“不经寒彻骨，那有暗香来”。医学文献浩如烟海，理论深邃而文字古奥，不下苦功夫焉能登堂入室？孟氏强调，凡学中医者必须打好医学理论基础，先从古典医籍学起，应精研《内经》、《伤寒论》、《金匮要略》等经典著作，探明其奥旨。如仅学习一些中医理论的皮毛，仅仅知道几首汤头歌诀和药性赋，就自以为懂医，实际上必然是知其然而不能知其所以然，欲尽其理而不能，不但学业上难以有所长进，而且还会在临床上造成不可弥补的过失。
孟氏曾说，学医譬如建楼，重在基础坚实，如不苦读，徒事寻找“捷径”，实为医者之大忌。孟氏在学医之初即坚持晚读，无问寒暑，必读至夜半方辍。直至成名之后，仍能坚持这一习惯，至今对许多经文仍能朗朗成诵。在现代中医教育中，同样也要学好基础课。孟氏针对有些人所说的，中医理论课没有多少实际内容，主要是在临床上学习诊疗技术的观点提出了不同意见。认为这种观点实际上是否认了读中医书的重要性，忽视中医理论的学习和研究，最终会走上放弃中医理论的道路。所以强调学习中医要苦读是十分重要的。
二是“有恒”。即习医者读书贵乎有恒。一般人在初学中医时尚能认真钻研；但行医后能做到读书持之以恒者就少了；而在有了一定名望之后还能坚持读书者就更少了。孟氏认为在初学时固不能一曝十寒，学成之后仍须不断下苦工夫。要做到“有恒”，除了对医学的兴趣、济世救人之志向不能稍减外，还必须常知不足而切忌自满。孟氏每日诊治过的病例都要认真回顾，发现疑问，立即查阅医书，持之以恒，必有长进。当然，除了读书之外，还要参加学术活动，进行学术交流，善于学习他人之长，充实自己。古人说：“活到老，学到老”，学医者尤须如此。
三是“通文”。即凡学中医者，应提高文学修养。中医古典医籍文字深奥，没有一定的古文学根底是很难看懂古医书的。孟氏主张，凡是高级中医师（包括中医院校的毕业生）应能独立阅读古医书。因为中医古籍数以万计，不要说没有可能把这些书全部都译成白话文，就是译成了白话文，其中的含义也不可能全部表达出来，所以还得靠自己去阅读、钻研。孟氏认为，古汉语是学习中医的一把重要钥匙，不能有所忽视。孟氏在早年学医就曾下工夫研习古文。在青年之时，除了研习医籍之外，每日诵习古文辞类纂、三苏文、古今散文等，且每周要作命题作文一篇。在学医时还坚持每日练习临摹大小字。孟氏飘逸秀丽的书法，即归功于此。
（二）强调中医教育应符合中医学的自身规律中医教育有非常悠久的历史，在很早以前就有了师徒相传的教育方式。通过这种方式，使中医学不断地得到继承和发展。早在南北朝和隋唐时代就出现了中医的学校教育机构，设立了太医博士、太医助教等，招收学生，有较固定的学习课程。不同的专科各有三到七年的学制，并有较为严格的考试办法。到近代，也出现了一批中医学校，如丁甘仁等人创立的上海中医专门学校等，这是中医现代教育的雏形。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中医的学校教育无论在形式上、内容上，还是规模上，与现代的学校教育有着很大的差距。在５０年代我国初创中医高等教育时，如何使中医教育达到高等教育的基本要求，是当时一个重要的问题。
孟氏和中医教育界的一批有识之士提出，中医的高等教育固然应参照西医教育的经验和某些做法，但仍要注意不可全盘照搬西医教育的一套，而应注意从中医学本身的特点和中医学教育的规律出发，闯出一套中医高等教育的路子来。孟氏为此撰文指出，中医教育必须符合中医学的自身规律和特点。首先认为：中医教育中的诊治经验相当重要，这不是通过课堂教学能全部解决的，更应注意实习这一环。有鉴于此，与同事们一起向学校有关方面提出了“早临床、多临床、反复临床”的教学要求，因而在学生进入大学后的第一年就安排一定的实习，在第二学年、第四学年及第六学年时都安排实习。同时又提出，中医的基础和临床课的含义和划分与西医学有所不同：中医的基础课也具有很强的临床实践性，如中药学、方剂学、诊断学等；有的基础课实质上就是古代的临床课，如《伤寒论》、《金匮要略》、《温病学》等，所以不能把西医的基础课概念套用到中医教育上来，在学习基础课时应密切联系临床。只有结合临床实际，才能真正理解中医学理论。
其次还强调学习中医应重视文、史、哲。因为中医的原著文字较为古奥难懂，没有良好的古文学基础就很难学好中医；中医学在发展过程中曾产生过许多的学术流派，这些众多的流派共同组成了中医学的理论体系，要掌握中医学的理论，必须对我国的历史较为熟悉；中医理论如阴阳五行、精、气、神等都是来源于我国的古代哲学思想，所以要理解中医学理论就应了解我国的古代哲学。如在教学内容中增加了古今温病医案和主要的温病原著，增加学生的感性认识和阅读原文的能力；在教学安排上，穿插了医院见习，理论联系实际；在教学方法上，每堂课都列举一些生动的临床实例，帮助学生理解和记忆，提高了温病学教学效果。
（三）总结中医教学“三诀”孟氏在漫长的中医临床教学中，总结出中医教学“三诀”，即“博而约、学而思、知而改”。
所谓“博而约”，中医典籍汗牛充栋。即使是一门学科，其内容也相当庞杂。从事中医临床特别是中医教育工作，必须要有精深而广博的知识。既要熟悉经典，又能汇通诸家。作为中医教师，如博而不约，则在授课时徒为旁征博引，实则繁琐堆砌，令人不得要领，如堕入五里雾中；而作为中医临床工作者，如读书虽多而不能汲取其精华，结果也只能成为“两脚书橱”，不能解决实际问题。但如果约而不博，作为中医教师则授课只能照书本讲，言之空洞，肤浅乏味；而作为中医医生则对临床上千变万化的病证缺乏见识，无法进行正确的诊治。所以必须做到有博有约。只有做到了博，才能由博返约；也只有做到了约，才能由约到博。
所谓“学而思”：学习中医不能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孔子说：“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就是这个意思。孟氏常说：读书一是要探其真谛，二是要辨其是非。如《温病条辨》上焦篇第十三条栀子豉汤证：“欲呕不得呕，无中焦证”一句，对其“无中焦证”四字不可轻轻放过。
这是吴鞠通示人该条“欲呕”并非病邪已入胃，而是热郁胸膈之故。所以对其治疗不可早用苦寒沉降之品，如芩、连等，只宜栀子豉汤清宣郁热。也不能人云亦云或书云亦云，所谓尽信书则不如无书。如对《温病条辨》一书，孟氏虽把它作为学习、研究温病学的必读之书，但并不是一概奉为金科玉律。如该书上焦篇第九条论及白虎汤的“四不可予”，其中有“汗不出者，不可予也”。孟氏根据临床经验，对已具大热、大渴、脉洪大，仅是汗不出者，可以给予白虎汤，而服后往往可以汗出而解，提出白虎汤的这一使用禁忌并非绝对之辞。在此基础上，孟氏继续探其缘由，提出这种病证的汗不出非为病邪在表，而是气分邪热内郁，气机不通所致，所以用白虎汤后能透邪外达，故汗出而热退。凡此种种，孟氏主张在读书时应独立思考，多提一些“为什么”，这样每次读书才能有所得，对中医理论的认识也才能逐渐深化，学问才能长进。
所谓“知而改”：中医学有无穷的宝藏，但由于历史的局限，其中论而欠明，述而欠详之处甚多。孟氏首先强调学习中医要“知”，即要先了解、掌握它的精神实质。同时要敢于突破前人之说，用更清楚、明确、合理的语言来表达它，这就是“改”。如前人对温病病因的认识，主以“六淫”立论，即从对自然现象的观测，依据发病后的证候表现，推断其病因，即所谓“辨证求因”。
可见风热、暑热、湿热、燥热等病因并非单指气候因素。孟氏主张将六淫病因学说与现代病原微生物学有机地统一起来。认为六淫的实质是对各种外在致病因素、致病特性的归纳和分类。
如能引起消化系统急性热病，出现湿热中阻，气机失常，运化失司症状者，这类病邪就称为湿热病邪。当然，地理、气候与这类病邪的产生、致病也有一定的关系，但毕竟不是引起疾病的主要因素。孟氏指出：对于新感与伏气温病、温病诊断的微观标准以及温病方药的作用等问题，必须要有新的探索、新的阐述、新的突破。这就要求要具有“改”的勇气、信心和行动。
（四）建立了一套较为完整的温病学教学体系孟氏除了主持编写１～５版全国高等中医药院校统一教材《温病学》外，还在１９５８年和１９８８年两次组织编写了温病学教学参考书。特别是１９８８年编写的由人民卫生出版社出版的《温病学》，全书达１１２万字，不仅详尽地论述了温病学的理论、收录了有关古今的温病学文献，而且对主要的温病学家学术思想进行了分析，介绍了温病学近年来的研究进展，可以说是集温病学研究之大成之作，成为从事温病学教学的必备之书。
为了提高温病学的教学效果，大力提倡直观教学，不但绘制了大量的教学挂图，还指导制作了温病常用舌苔模型和舌诊幻灯片。孟氏积极创议建立温病学的试题库，在华东地区中医院校的通力合作下，在１９８９年建立了题库。并与计算机研究单位合作研制了我国中医界较早的温病学电脑试题库，实现了阅卷电脑化。经过多年的试用，教与学双方都比较满意。还发表了多篇教学研究文章，指导温病学的教学和临床工作。
现在，孟氏因年事已高，离开了教学第一线。但他所建立的温病教学体系、课程设置、教学内容和方法，为现代温病学教学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孟氏在中医教育上的主要成绩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提出习医读书“三要”孟氏认为学习中医必须严谨治学。古人曾说：“为医者，人之生命所系，责莫大焉。”除师授之外，主要靠自己刻苦读书，包括各种古今医书、医学杂志等。孟氏提出读书应做到三点：
一是“苦读”。尝言“不经寒彻骨，那有暗香来”。医学文献浩如烟海，理论深邃而文字古奥，不下苦功夫焉能登堂入室？孟氏强调，凡学中医者必须打好医学理论基础，先从古典医籍学起，应精研《内经》、《伤寒论》、《金匮要略》等经典著作，探明其奥旨。如仅学习一些中医理论的皮毛，仅仅知道几首汤头歌诀和药性赋，就自以为懂医，实际上必然是知其然而不能知其所以然，欲尽其理而不能，不但学业上难以有所长进，而且还会在临床上造成不可弥补的过失。
孟氏曾说，学医譬如建楼，重在基础坚实，如不苦读，徒事寻找“捷径”，实为医者之大忌。孟氏在学医之初即坚持晚读，无问寒暑，必读至夜半方辍。直至成名之后，仍能坚持这一习惯，至今对许多经文仍能朗朗成诵。在现代中医教育中，同样也要学好基础课。孟氏针对有些人所说的，中医理论课没有多少实际内容，主要是在临床上学习诊疗技术的观点提出了不同意见。认为这种观点实际上是否认了读中医书的重要性，忽视中医理论的学习和研究，最终会走上放弃中医理论的道路。所以强调学习中医要苦读是十分重要的。
二是“有恒”。即习医者读书贵乎有恒。一般人在初学中医时尚能认真钻研；但行医后能做到读书持之以恒者就少了；而在有了一定名望之后还能坚持读书者就更少了。孟氏认为在初学时固不能一曝十寒，学成之后仍须不断下苦工夫。要做到“有恒”，除了对医学的兴趣、济世救人之志向不能稍减外，还必须常知不足而切忌自满。孟氏每日诊治过的病例都要认真回顾，发现疑问，立即查阅医书，持之以恒，必有长进。当然，除了读书之外，还要参加学术活动，进行学术交流，善于学习他人之长，充实自己。古人说：“活到老，学到老”，学医者尤须如此。
三是“通文”。即凡学中医者，应提高文学修养。中医古典医籍文字深奥，没有一定的古文学根底是很难看懂古医书的。孟氏主张，凡是高级中医师（包括中医院校的毕业生）应能独立阅读古医书。因为中医古籍数以万计，不要说没有可能把这些书全部都译成白话文，就是译成了白话文，其中的含义也不可能全部表达出来，所以还得靠自己去阅读、钻研。孟氏认为，古汉语是学习中医的一把重要钥匙，不能有所忽视。孟氏在早年学医就曾下工夫研习古文。在青年之时，除了研习医籍之外，每日诵习古文辞类纂、三苏文、古今散文等，且每周要作命题作文一篇。在学医时还坚持每日练习临摹大小字。孟氏飘逸秀丽的书法，即归功于此。
（二）强调中医教育应符合中医学的自身规律中医教育有非常悠久的历史，在很早以前就有了师徒相传的教育方式。通过这种方式，使中医学不断地得到继承和发展。早在南北朝和隋唐时代就出现了中医的学校教育机构，设立了太医博士、太医助教等，招收学生，有较固定的学习课程。不同的专科各有三到七年的学制，并有较为严格的考试办法。到近代，也出现了一批中医学校，如丁甘仁等人创立的上海中医专门学校等，这是中医现代教育的雏形。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中医的学校教育无论在形式上、内容上，还是规模上，与现代的学校教育有着很大的差距。在５０年代我国初创中医高等教育时，如何使中医教育达到高等教育的基本要求，是当时一个重要的问题。
孟氏和中医教育界的一批有识之士提出，中医的高等教育固然应参照西医教育的经验和某些做法，但仍要注意不可全盘照搬西医教育的一套，而应注意从中医学本身的特点和中医学教育的规律出发，闯出一套中医高等教育的路子来。孟氏为此撰文指出，中医教育必须符合中医学的自身规律和特点。首先认为：中医教育中的诊治经验相当重要，这不是通过课堂教学能全部解决的，更应注意实习这一环。有鉴于此，与同事们一起向学校有关方面提出了“早临床、多临床、反复临床”的教学要求，因而在学生进入大学后的第一年就安排一定的实习，在第二学年、第四学年及第六学年时都安排实习。同时又提出，中医的基础和临床课的含义和划分与西医学有所不同：中医的基础课也具有很强的临床实践性，如中药学、方剂学、诊断学等；有的基础课实质上就是古代的临床课，如《伤寒论》、《金匮要略》、《温病学》等，所以不能把西医的基础课概念套用到中医教育上来，在学习基础课时应密切联系临床。只有结合临床实际，才能真正理解中医学理论。
其次还强调学习中医应重视文、史、哲。因为中医的原著文字较为古奥难懂，没有良好的古文学基础就很难学好中医；中医学在发展过程中曾产生过许多的学术流派，这些众多的流派共同组成了中医学的理论体系，要掌握中医学的理论，必须对我国的历史较为熟悉；中医理论如阴阳五行、精、气、神等都是来源于我国的古代哲学思想，所以要理解中医学理论就应了解我国的古代哲学。如在教学内容中增加了古今温病医案和主要的温病原著，增加学生的感性认识和阅读原文的能力；在教学安排上，穿插了医院见习，理论联系实际；在教学方法上，每堂课都列举一些生动的临床实例，帮助学生理解和记忆，提高了温病学教学效果。
（三）总结中医教学“三诀”孟氏在漫长的中医临床教学中，总结出中医教学“三诀”，即“博而约、学而思、知而改”。
所谓“博而约”，中医典籍汗牛充栋。即使是一门学科，其内容也相当庞杂。从事中医临床特别是中医教育工作，必须要有精深而广博的知识。既要熟悉经典，又能汇通诸家。作为中医教师，如博而不约，则在授课时徒为旁征博引，实则繁琐堆砌，令人不得要领，如堕入五里雾中；而作为中医临床工作者，如读书虽多而不能汲取其精华，结果也只能成为“两脚书橱”，不能解决实际问题。但如果约而不博，作为中医教师则授课只能照书本讲，言之空洞，肤浅乏味；而作为中医医生则对临床上千变万化的病证缺乏见识，无法进行正确的诊治。所以必须做到有博有约。只有做到了博，才能由博返约；也只有做到了约，才能由约到博。
所谓“学而思”：学习中医不能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孔子说：“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就是这个意思。孟氏常说：读书一是要探其真谛，二是要辨其是非。如《温病条辨》上焦篇第十三条栀子豉汤证：“欲呕不得呕，无中焦证”一句，对其“无中焦证”四字不可轻轻放过。
这是吴鞠通示人该条“欲呕”并非病邪已入胃，而是热郁胸膈之故。所以对其治疗不可早用苦寒沉降之品，如芩、连等，只宜栀子豉汤清宣郁热。也不能人云亦云或书云亦云，所谓尽信书则不如无书。如对《温病条辨》一书，孟氏虽把它作为学习、研究温病学的必读之书，但并不是一概奉为金科玉律。如该书上焦篇第九条论及白虎汤的“四不可予”，其中有“汗不出者，不可予也”。孟氏根据临床经验，对已具大热、大渴、脉洪大，仅是汗不出者，可以给予白虎汤，而服后往往可以汗出而解，提出白虎汤的这一使用禁忌并非绝对之辞。在此基础上，孟氏继续探其缘由，提出这种病证的汗不出非为病邪在表，而是气分邪热内郁，气机不通所致，所以用白虎汤后能透邪外达，故汗出而热退。凡此种种，孟氏主张在读书时应独立思考，多提一些“为什么”，这样每次读书才能有所得，对中医理论的认识也才能逐渐深化，学问才能长进。
所谓“知而改”：中医学有无穷的宝藏，但由于历史的局限，其中论而欠明，述而欠详之处甚多。孟氏首先强调学习中医要“知”，即要先了解、掌握它的精神实质。同时要敢于突破前人之说，用更清楚、明确、合理的语言来表达它，这就是“改”。如前人对温病病因的认识，主以“六淫”立论，即从对自然现象的观测，依据发病后的证候表现，推断其病因，即所谓“辨证求因”。
可见风热、暑热、湿热、燥热等病因并非单指气候因素。孟氏主张将六淫病因学说与现代病原微生物学有机地统一起来。认为六淫的实质是对各种外在致病因素、致病特性的归纳和分类。
如能引起消化系统急性热病，出现湿热中阻，气机失常，运化失司症状者，这类病邪就称为湿热病邪。当然，地理、气候与这类病邪的产生、致病也有一定的关系，但毕竟不是引起疾病的主要因素。孟氏指出：对于新感与伏气温病、温病诊断的微观标准以及温病方药的作用等问题，必须要有新的探索、新的阐述、新的突破。这就要求要具有“改”的勇气、信心和行动。
（四）建立了一套较为完整的温病学教学体系孟氏除了主持编写１～５版全国高等中医药院校统一教材《温病学》外，还在１９５８年和１９８８年两次组织编写了温病学教学参考书。特别是１９８８年编写的由人民卫生出版社出版的《温病学》，全书达１１２万字，不仅详尽地论述了温病学的理论、收录了有关古今的温病学文献，而且对主要的温病学家学术思想进行了分析，介绍了温病学近年来的研究进展，可以说是集温病学研究之大成之作，成为从事温病学教学的必备之书。
为了提高温病学的教学效果，大力提倡直观教学，不但绘制了大量的教学挂图，还指导制作了温病常用舌苔模型和舌诊幻灯片。孟氏积极创议建立温病学的试题库，在华东地区中医院校的通力合作下，在１９８９年建立了题库。并与计算机研究单位合作研制了我国中医界较早的温病学电脑试题库，实现了阅卷电脑化。经过多年的试用，教与学双方都比较满意。还发表了多篇教学研究文章，指导温病学的教学和临床工作。
现在，孟氏因年事已高，离开了教学第一线。但他所建立的温病教学体系、课程设置、教学内容和方法，为现代温病学教学打下了良好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