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友王定安庵，幼在京，权子母，工于心计而贪诈猬锁，兼嗜面食，年四十后，得脾劳病，遇冬更甚，医药数年矣。余常劝其节食节劳，而以经营生息，刻无暇晷。每食过饱，则痰嗽喘满，终夜不寝。壬子冬，疾增剧，乃俯余治。余进以健脾诸品，痰嗽少止，而狂啖如故，因之时发时愈。病甚则服药，稍痊则不肯，余以其不能调摄，置之不问。年终，风事匆匆，劳扰更甚，一日早起，则面目四肢俱浮肿，而烦满益不堪，余告其同事曰：脾绝矣。尚未立春，虽交木令，尚可到家，立春后则不能矣。盖肝木克脾土，促春必难过也。同事者不为意，延之。继请一同乡医视之，则曰：此水病，下之则愈矣。问用何药？则曰：舟车丸。余力陈不可，而病者误信之，急服三钱，肿未减，而卧不能兴。诊其脉若有若无。同事惟恐其殁于铺，急觅车傅人送还，出京甫数日，殁于松林店。计其时，立春后五日也。吁！人生固有命，而始则不知爱养，继则不信良言，迨疾不可为，又信庸医，以速成其烈属，亦愚之甚至矣。故录之，以为不知调摄者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