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下之事，惟以口舌之争而无从考其信否者，则是非难定。若夫医则有效验之可征，知之最易。而为医者，自审其工拙亦最易，然而世之择医者与为医者，皆愦愦而莫之辨，何也？古人用药，苟非宿病痼疾，其效甚速。《内经》云：一剂知，二剂已。又云：覆杯而卧。伤寒论云：一服愈者，不必尽剂。可见古人审病精而用药当，未有不一二剂而效者。故治病之法，必宜先立医案，指为何病，所本何方，方中用某药专治某症，其论说本之何书，服此药后于何时减去所患之何症。倘或不验，必求所以不验之故，而更思必效之法；或所期之效不应，反有他效，必求其所以致他效之故。又或反增他症，或病反重，则必求所以致害之故，而自痛惩焉。更复博考医书，期于必愈而止。若其病本不能速效，或其病祇可小效，或竟不可治，亦必豫立医案，明著其说，然后立方，不得冒昧施治。如此自考，自然有过必知，加以潜心好学，其道日进矣。今之医者，事事反此，惟记方数首，择时尚之药数种，不论何病何症，总以此塞责。偶尔得效，自以为功，其或无效，或至于死，亦诿于病势之常，病家亦相循为固然，全不一怪。间有病家于未服药之前，问医者服此药之后，效验若何。医者答云，且看服后何如，岂有预期之理，病家亦唯唯自以为失言，何其愚也。若医者能以此法自考，必成良医，病家以此法考医者，必不为庸医之所误，两有所益也。